战时税制下的乡土实录
——对一组民国三十二年征收田赋通知单的解读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全国战事胶着、国力耗损严重，国民政府面临军费短缺、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加剧的严峻局面。为稳固战时财政、保障前线军需与后方行政运转，国民政府全面深化田赋改革，彻底摒弃货币征税模式，在全国推行田赋“征实、战时征借、县级公粮带征”三位一体的实物征收制度。地处西北后方的甘肃陇南，虽无大规模正面战事，却承担着繁重的粮草补给任务，成为战时物资供给的重要腹地。
现存四份民国三十二年九月西和县田赋征收通知单，均出自该县西十保业户何兴高名下，是同一农户同一征收周期内的完整纳税原始凭证。文书编号独立、条目完备、数据详实，且留存部分残字与减免记录，真实还原了抗战后期西和县基层田赋征收的具体流程、税额标准与政策落地实况，是研究民国陇南乡村经济、战时赋税制度及基层社会民生的珍稀一手实物史料。
民国三十二年是民国战时田赋制度迭代升级的关键年份，税制变革深刻影响着全国基层乡村。抗战爆发后，物价飞涨、法币大幅贬值，传统货币田赋已然无法支撑战时财政开支。为此国民政府率先推行田赋征实政策，以粮食实物替代货币纳税，锁定粮食税源。至1943年，政府再度重磅改革，将此前实行的“田赋征购”全面改为“田赋征借”。相较于有偿征购，征借制度不再支付现款，仅发放无息粮食库券，且需数年分期抵偿，实质是国家向民间无偿摊派粮草，极大幅度加重了基层民众的赋税压力。
作为抗战大后方，甘肃全省厉行战时粮草征缴政策，西和县依托西汉水流域农耕资源，是陇南重要的产粮县域，自然成为田赋征收的重点区域。当时地方财政窘迫，除国家正赋外，乡镇行政开支、公职人员薪粮、地方自卫经费全部依赖附加公粮支撑，最终形成中央征实、战时征借、县级带征三重赋税叠加的重压格局。留存至今的这四份通知单，完整印证了这一战时特殊税制在西和乡村的落地执行细节。
这四份原始田赋通知单，形制统一、制式规范，详细记录了业户属地、耕地亩分、三类赋税数额及减免信息，完整呈现了民国基层分户、分块计税的征收模式，文书原始内容如下：
①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征收田赋通知单（字第4672号），其内容为业户姓名何兴高；家庭住址：西十保。亩分总额肆亩。应纳数量共计肆斗六升，其中：征实数量贰斗；带征县级公粮数量陆升；征借数量贰斗。
②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征收田赋通知单（字第7899号），其内容为业户姓名何兴高；家庭住址：西十保。亩分总额囗亩七分。应纳数量共计陆斗囗合，其中：征实数量贰斗陆升壹合；带征县级公粮数量柒升囗合叁囗；征借数量贰斗陆升壹合。
③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征收田赋通知单（字第4679号），其内容为业户姓名何兴高；家庭住址：西十保。亩分总额叁亩。应纳数量共计贰斗零柒合，其中：征实数量玖升；带征县级公粮数量贰升柒合；征借数量囗升。
④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征收田赋通知单（字第4675号），其内容为业户姓名何兴高；家庭住址：西十保。亩分总额玖亩贰分。应纳数量共计肆斗六升，其中：征实数量叁斗柒升捌合；带征县级公粮数量壹斗壹升叁合肆分；征借数量叁斗柒升捌合；灾歉减免数捌斗陆升玖合四分。
从文书核心要素来看，四份单据清晰展现了民国基层分田计税、分类征缴的征管特点。业户何兴高名下耕地分为四块独立台账，面积零散，分别为三亩、四亩、残记亩七分、九亩二分，直观反映出民国西和乡村土地碎片化、分散耕种的普遍农业形态，是传统小农经济的真实缩影。同时单据严格对应战时三类赋税体系，权责划分清晰：征实粮为国家法定正赋，是战时军需粮草的核心来源；县级公粮为地方附加税，维系基层政权运转；征借粮为1943年新增战时专项赋税，是国家战时财政掠夺式征收的直接体现。
税额核算层面体现出极强的精细化特征，计税单位精确至升、合、分，不同地块依据土地肥力、收成产量实行差异化计税，而非简单按亩均摊。其中4672号四亩耕地足额征缴、无任何减免，税额配比均衡；7899号、4679号单据因年代久远出现文字数字残脱，但规整的计税条目仍可窥见当时征税流程的严谨性。最具史料价值的为4675号单据，该地块共计九亩二分，是四宗田地中面积最大者，原本核定总赋额远超其他地块，因标注灾歉减免数捌斗陆升玖合四分，大幅核减赋税，最终实缴仅四斗六升。这一细节充分证明，民国战时严苛的赋税体系中，仍保留了灾荒歉收减免的弹性政策，兼顾了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是地方赋税制度人性化调节的珍贵实物佐证。
深入挖掘文书承载的社会信息，四份田赋单据深刻折射出抗战后期西和乡村的民生困境与基层治理样貌。
其一，战时民众赋税负担空前沉重。从单据数据可见，正常年景下，农户耕地产出需大半上缴，国家正赋、地方附加、战时摊派三重叠加，几乎挤压了农户全部剩余粮食，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所剩无几，民生困顿成为战时乡村常态。
其二，民国保甲征管体系严密高效。所有赋税以“保”为最小统计征收单元，逐户建档、逐田造册，地块独立编号、税额单独核算、台账清晰可查，杜绝漏征、逃税、缓征情况，体现了战时状态下基层政权极强的资源管控能力，也侧面印证了国民政府为支撑战事，对乡村基层资源的全面汲取。
其三，古代赋税公平理念在民国基层得到延续落地。同一业户名下不同耕地税额差异悬殊，良田高产则重征，薄田歉收则轻征，受灾田地依规减免，打破了一刀切的计税模式，贴合传统农耕社会因地制宜的征税逻辑，体现了传统赋税制度的合理性与务实性。
综上所述，这组民国三十二年田赋征收通知单，以一户一域的微观视角，折射出整个抗战后方的税制变革与乡土民生。文书完整记录了1943年田赋征购改征借的重大政策变革，清晰还原了西和县田赋征收的品类、标准、减免机制，既展现了战时国家为救亡图存集中民间资源的时代特征，也揭露了底层民众承受的沉重战时负担。作为不可多得的民间实物档案，这批单据填补了陇南民国乡村赋税微观研究的史料空白，为研究民国甘肃战时经济、基层治理与乡土社会变迁，提供了真实可信、细节饱满的珍贵文史依据。
作者简介
王 力 男，甘肃西和人。业余一直坚持搜集整理散佚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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