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金中
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始动工兴建。据梁思成回忆，在1952年七八月间，由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决定采用现在已建成的这一设计方案，但对碑顶暂作保留，碑身以下全部定案，并立即开始基础设计并施工。按这个方案，碑的高度为40米至50米，是按天安门广场扩建为宽200米至250米，由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碑都高过42米的正阳门城楼，结构方面还考虑到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因素而决定的。此时，距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兴建纪念碑的决定，已经过去了2年零11个月。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基本上还是原故宫前面的千步廊、棋盘街的范围格局，东西两侧是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南北道路为公安街、西皮市街的延续，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尚未规划建设。奠基时的位置靠近国旗杆。也就是说，那时天安门广场的空间范围较为局促和狭窄，选择奠基石位置时并未顾及后来整个广场扩建后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才发现奠基的位置距离天安门和国旗杆太近了。
梁思成曾经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一挪？彭真说，主席那么忙，施工地点挪动的事情由我们兴建委员会作出决定！
于是，方案论证任务就落到了北京市规划局主任、总工程师赵冬日肩上。赵冬日是高级建筑师，曾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系主任，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他经过实地考察和方案论证，建议纪念碑放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也就是现在的位置。这比当年奠基石的实际位置要偏南一些。这样做可以强化纪念碑的公共属性，并成为天安门广场核心景观。
为了确定最合适的位置，周恩来和彭真与设计专家们多次展开讨论，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实地考察，反复测绘，不断假设又不断地推翻，最终确定了现在的位置，即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这样，既保持中轴线对称，又为未来广场扩建预留空间。
顺便说一句：纪念碑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碑心石选用青岛浮山的优质花岗石，月台选用泰山灰绿花岗石，散水用周口店花岗石，甬道铺昌平微黄花岗石，与汉白玉浮雕形成和谐的整体。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材，在阳光下呈现出微妙而丰富的色彩变化，堪称建筑奇迹。
按照中国传统的立碑惯例，一般都是坐北朝南，即碑的南面属于阳面，是正面；碑的北面属于阴面，是背面。人民英雄纪念碑最早的方案，就是按照传统的坐北朝南的惯例设计的，即将南立面图标为正立面，将北立面图标为背立面。
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8月，在施工期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朝向设计仍然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此时，建筑工程学会有代表提出：“碑的正面一定朝南，但北面亦可做正面……否则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看到碑的背阴，不太好。”建议将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放在北面，将北面也作为正面。这条建议提得最早。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曾经提出，纪念碑应该面向天安门，面向人民的广场。这主要是考虑到观瞻人流大部分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观众主要集中在广场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纪念碑的正面了。坐南朝北虽然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建筑设计相悖，但纪念碑本来的意义就是要让后世的人们永远记住先烈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所以方便大家观瞻才更重要。
另据当年参与纪念碑雕塑创作的雕塑家李桢祥回忆：“原来设计是正面朝南，已经开始施工了。有一年国庆检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干吗庙门都朝南？’当时碑心石都已打好，要往上吊装，于是就改为朝北了。”
据梁思成回忆，1954年11月6日，在彭真召集的市政府委员会上，正式确定“八个大字向北”。
彭真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的书法艺术和碑帖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从天安门广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对待传统，果断地作出纪念碑正面朝北的决定，避免了长期无谓的争论，客观上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于是，施工组临时将碑心石料砌面整个作南北对调。所幸，纪念碑的结构工程本来就是南北对称的，变动固然很大，但未使施工进展受到影响。当时已运抵工地南端的百吨碑心石，在空间局促的广场上成功完成转向，堪称工程奇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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